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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里的父亲

我小的时候，看电影或者看戏，一个角色出现，总要问爸爸，这是好人还是坏人。爸爸或者说是好人，或者说是坏人，因为剧情已经把那个角色定下，值得同情的应该是好人，遭人厌恶的自然是坏人。

有人说，人生也是一场戏，每一个人都在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。谁能一言以蔽之，说他就是好人，或者他就是坏人呢？人生的戏比起舞台上的戏，要漫长、复杂、离奇，因此也更丰富，更精彩，更耐人寻味。我们是无法说谁个好，谁个坏，但总可以说，这个角色他演得成功，那个角色是失败的。比如说父亲，这个最为直接、单纯的角色，并不是每个担当父亲角色的人都能成功的。在舞台上的戏，角色成功与否是观众说了算。而人生舞台上父亲的角色应该谁说了算呢？

父亲的角色怎样才算成功，是见仁见智的事。我想至少有两条是基本的，首先他应该爱他的孩子；其次他应该知道怎么样爱孩子。没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，如果有问题，一定出在怎么样爱孩子上。父母亲对子女常说这样一句话，“等你们长大了，就能理解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你们好”。如果曾经的孩子，长大之后，或者自己成了父亲之后，才能理解父亲，那只能说是理性的成功，而非真正情感的成功；不管什么时候，从小到大，哪怕到了晚年，如果有人再回忆起自己父亲，有的只是快乐体验和幸福回忆，是不是更好呢？有时候我们以为爱孩子就可以主宰他，占有他，操纵他，包办他的一切。

说了那么多，无非是想说自己对父亲的人生体验。每想到父亲，我心中就永远保留着快乐体验和幸福的回忆，无须理解，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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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就听他讲他的父亲——我们的祖父的故事。他是一位严厉的父亲。父亲说，祖父经常要检查他的学业，定期叫他来背书，书桌前放有一把戒尺，上面有四个大字“触目惊心”，背不出来，不仅触目惊心，更有皮肉之苦。书背得出，祖父也是板着面孔，丢下几块饼干，以示奖赏，他是从来不当面夸奖人的。所以父亲对祖父的印象是严肃、严格和严厉。不过他也常深情地对我们说：你们多么幸福，我在十几岁的时候，父亲就不在了。听得出父亲对“三严”的祖父，洋溢着敬佩和眷恋的感情，但似乎还有某种遗憾在心底埋藏着。

搜索我的记忆，几乎没有父亲板着面孔训斥我们、甚至挥手打过来的情景。自小学到中学，母亲对我们比他严厉，她时时督促我的学习，管教我的品行。有时候，因为顽皮，会挨打，母亲的巴掌打在屁股上，不痛不痒，对于我这个淘气又皮实的孩子，不过是家常便饭。父亲似乎很少检查我们的作业，他很少有时间，反而总是鼓励我们玩儿。

自小我们就从他那里学会用家乡南浔方言讲的一个故事。“有一个咛（人）狠得死，咕隆咚一举（拳）头，挡（打）出一只洞；一个咛（人）跑来看看，咯啥稀奇（这有啥稀奇），咕隆咚一举（拳）头，挡（打）出一口井；还有一个咛（人），跑来看看，咯啥稀奇，咕隆咚一举（拳）头，翻天覆地，悬空不着脚（双脚悬空着不了地）。”一直到我们成年之后，有时我们还会一起脱口而出，他童心未泯，也使我们不断受他的感染。

记得我刚到北京时，只有3岁，家住在长安街南池子路口的一条叫银丝沟的胡同里。那时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“鼻子”的公共汽车，有拖着“辫子”的有轨电车，幼小的心灵一下被它们迷住。于是，父亲常常会抱着我，从南池子向东，或向西，搭上一两站车，然后再沿街走回家。有轨电车司机，操纵着控制台上的一个手柄，用脚叮咚、叮咚地踩出有节奏的锣鼓点，那情景，那声音，至今都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父亲一直是很忙的，印象中他总出差在外，很长时间不能回家。有时在家待不多久，又要匆匆起程。但是，只要他在家，星期天一定会带我们去公园。北海公园是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，父亲常常带着我和弟弟，租一条游船，划到湖心，停下桨，任船漂荡，然后他拿出一本英文书，边读边讲书中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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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海白石桥边，有一个书报亭，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，划完船，我们总会到那儿去，他为我们买上几本。或者就在临湖一个喝茶的地方，喝茶，吃小点心，那黄灿灿的栗子面小窝头，红通通的夹着豆沙的山楂糕，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念想。

我们对颐和园也特别熟悉，从我们西四的家门口，31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，可以一直坐到终点颐和园。穿过长长的十七孔桥，有一座龙王庙，那里曾经是个招待所，父亲曾带我们小哥俩周末小住。每当游人散去，静园之后，昆明湖水在夕阳下泛着波光，岸边柳枝在晚风蝉鸣中曼妙起舞，我们陪在父亲的左右散步。有时我们会从船码头解下一条游船，轻轻地荡着桨，偌大湖面，唯有一叶扁舟，那独有的恬静至今令我心驰神往。

我们喜欢运动，父亲也总是鼓励我们。上初中的时候，家住在西四羊市大街的一所大宅院中，它有一座后花园，有假山、石径、花坛，树影婆娑，芳草萋萋。一块篮球场大小的空地，被我们几个小伙伴用石灰水划出一个足球场，然后像模像样地踢起来，那足球就是父亲买的。有一回，球被踢上一棵大树，要爬得很高才能够得着，父亲看到，怕我们出危险，就说，不要了，再买一个给你们。他真的很快就买了一个，我们当然不会放弃树上那个，冒险把它弄下来，于是就有了两个足球。

父亲有时候也会像小孩子一样，与我们疯闹一下。乘我和弟弟不注意，他会突然将我们扔或推到床上，男孩子们巴不得有这样一番热闹，自然不顾什么长幼尊卑，只管扑过去，与他推搡扭作一团。家里有一个大衣柜，高近两米，有时我和弟弟会爬到顶上，撑起一把雨伞，往下跳，父亲看到，从不呵斥我们，反而对我们的“创意”多有赞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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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，他没有任何的说教，用一言一行，给我们做出一个示范，他会在不经意中为我们创造出一种气氛，小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，但长大之后，回想这一切，才有所领悟。

我记得上小学时家中请了一位保姆，院子里有位好嚼舌头的主儿，说我家保姆的坏话，我听说后，不知哪儿来的勇气，拉住那人理论，颇有仗义执言的架势，引来不少围观。父亲正好走过，问明情况后，问那人，你说过这话吗？那人答：没有。父亲说，你看，他当着大家的面说没有，那就是没有嘛。我当时并不服气，到上了中学，慢慢也懂得了其中的道理。

父亲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，他也常带我们去做客，从不会把我们看作是累赘，有时候我们还会自己去，不用父亲陪着。

儿时，我和弟弟是音乐家马思聪家的常客，我们叫他“马家伯伯”，马家在白塔寺附近的马勺胡同里，那是一座小四合院。胡同狭窄得只容一辆汽车通过，穿过胡同，豁然开阔，也只有他家那一扇朱红的小门脸儿。马家小儿子马如龙与我同年，我们玩得很投缘，那时的马如龙已拉得一手好琴，在一张报纸上，我曾见到马家父子在广州羊城音乐会上同台演出的照片。有时我们玩意正浓，听到姐姐马碧雪喊：如龙，练琴。马如龙要不假装没听见，要不躲在钢琴下，直到姐姐站在眼前，才悻悻离开，乖乖地去练琴。

父亲喜欢音乐，家中曾经买有许多密纹唱片，我记得父亲带回来的第一张唱片就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“天鹅湖”，父亲拉我们和他一起听，不久听出味道，就罢不了手。父亲还常带我去听音乐会，20世纪60年代初，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来京访问演出，在天桥剧场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曲拉到正酣处，琴弦突然被拉断，父亲当时嘘了一声，惊奇地摇了摇头，仿佛说，能把琴弦拉断是什么功力啊！

这样的事还有很多，说起来总有点意犹未尽。我一边写，眼前一边浮现那时的情景，儿时的感觉一次次冲击我的心，永远温馨、美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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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望子成龙”，这可能是父母对孩子们最朴实的期望，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未来，也和所有父母一样，有他们的梦想。但是父亲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，只要我们喜欢，他会倾注全力，为我们创造条件，一旦我们做出了另外的选择，他们也绝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他们希望而我们不喜欢的事儿。

姐姐取名律，因为父亲酷爱音乐，所以希望她长大能通音律。但大姐生在战火延绵的年代，日本侵华战争中，姐姐跟着父母四处逃难，曾经辗转上海、香港、重庆，还常常要躲避空袭，根本没有安定学习的机会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一家人搬到北京，父亲让她进入当时的华北中学，那是一所供给制的学校，有许多干部子弟就读。姐姐大学选学理工专业，大四时，因为学校需要政治教师，就让她转学哲学，这种变动，父亲给予极大的支持，专门送她一批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。后来，父亲经常与姐姐探讨哲学上的许多问题，她的论文也常常会拿来听父亲的意见。

弟弟小时候喜欢画画。我记得他很小的时候，曾经画过一幅漫画，画中一家人在演奏不同的乐器，父亲拿着一个指挥棒在指挥，人物各自不同，画得惟妙惟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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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弟弟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家已搬到武汉的文联大院。一天，弟弟在文联院子里，随便用一支粉笔在地上画，正好湖北美协的老画家张肇铭先生路过看到，觉得弟弟很有灵气，问他愿不愿意学画，从那一刻起，开启了弟弟与美术的缘契。父亲对美术十分喜爱，对绘画也颇有见地，他当然支持弟弟学画，不惜重金。我记得父亲为弟弟买了《芥子园画谱》，还有“八大山人”的画册，让弟弟临摹。还买了许多纸笔墨砚。

有一次，弟弟画了一幅水墨山水，父亲把它拿给傅抱石先生，请他指点。傅先生在画纸顶部，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话，我记得开头的一句，“这个小朋友画得很不错”。然后提出了许多要注意练习的技法。

父亲专门借了一间房间，让弟弟在里面安心练习。在父亲和一些画家朋友的指点下，弟弟临摹了许多名画，我记得有顾恺之的《洛神赋》，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等，这都是为了锻炼他的用笔功力。文革打断了弟弟的绘画学习，他插队务过农，又招工去干过体力活。1974年我们到干校看望父母，我看弟弟在自学油画，做了许多素描、写生的功课，我们都是他的模特儿，随叫随到。后来，他一直在湖北美术家协会工作，搞行政，同时也搞创作。

妹妹1958年在北京出生，取名音，可见父母对音乐的执着。她四岁开始学习钢琴，师从武汉歌舞剧院的钢琴家汪培华。妹妹有音乐天赋，进步很快，能熟练弹奏一些小的练习曲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1966年文革开始，父亲受到批斗，妹妹不得不中断学习。之后，妹妹随父母一同去了湖北沙洋五七干校，住茅草棚，和父亲一起放牛，和母亲一起下田。直到1976年，父亲重新开始工作。随着国家秩序的恢复，家庭生活日渐安定，父亲又开始为妹妹学琴做准备，为她买了一架旧琴，为她找好的老师。1979年恢复高考，妹妹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，四年毕业后留校任教。1994年，还是在父亲的支持下，妹妹徐音远赴法国深造。多年来，妹妹一直坚守自己的音乐梦，生活再艰难，也从未放弃。现在妹妹已经在巴黎一所肖邦音乐中心执教，教出不少获奖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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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说自己，我是老二，家中的长子。最初，姐姐没能圆父亲的音乐梦，他曾想让我去学，专门为我买过一把小提琴，请马家爸爸做老师，马家爸爸把我交给了马如龙，但不多久，我不喜欢了，吃不了那苦。有一次，父亲要我对着镜子练琴，看到我眼泪汪汪的一脸苦相，知道孺子不可教，只好作罢，不再逼我。

后来他又希望我能够学文，接他的班。他的确为我花了很多的心思，指点我读书，修改我的作文，给我讲他采访的各种人和事。有作家朋友来家谈创作，有时他也会拉我坐在旁边听。

记得1965年我考大学之前，他为我出过不少作文练习的题目，其中有一个是“给南越解放战士的一封信”，而恰好高考考题就是这类题目。但是最终我报考了体育。我自幼喜好体育，高中时体育成绩也不错。班主任建议我报考体育，因为体育提前录取，考不上，不影响文科录取。当时父亲出差在外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，我自作主张，结果考上北京体育学院。父亲虽然有点遗憾，但还是支持我去了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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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体院后，我被分配到以培养师资为目标的体育系，心中不悦，因为我想当运动员、教练员。父亲知道后，给我写了一封信，我清楚记得的一句话，“你的血管里流动着你祖父的血，你祖父就是搞体育教育出身”。父亲就是这样，他没有指责我，反而鼓励我朝着自己选择的目标走下去。

一直到晚年，父亲仍想让我弃武从文。1992年，我陪他一起到深圳，采访当时赛格计算机公司的小型机，后来他发表了《攻主战场者谓主力军》一文。最初，父亲要我根据采访记录先起草了一个稿子，然后他指导、修改、完成，他当时说文章要冠我俩的名字。他说写东西没有什么难的，就这样，慢慢就能上手。我一直认为，写作不是遣字造句的游戏，不是矫揉造作的卖弄，不仅要有创作的真正热情，有抑恶扬善的责任，更需要一种从骨子里迸发出来的激情和与生俱来的天赋，就好像练体育的人，有些运动天分是内在天成，后天无法练就的。我自知自己不是做“文章千古事”的料儿，或者说，到这把年纪，再进人一个新的领域，我没有这样的自信。听我这样说，他也再不提了。

现代人在谈到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时，喜欢使用“代沟”这个词，什么是代沟？两代人的心灵无法真正地沟通，甚至互为敌意，这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真是不少见。但父亲与我们孩子们之间，很难想象有这样一条所谓的“代沟”。为什么呢？父母对我们只有爱，没有索取。父亲不时表现出的童心童趣，自然地融化在孩子们的心灵里。所以，我觉得理解这种爱都显得不够直接，只有爱的感受是直接的。也许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我们这两代人都不同程度地、但又是共同地经历了国家和民族的动荡与苦难。一家人在动荡中相互依靠，在苦难中相互搀扶，两代人的心灵超越了年龄的界限，凝聚在一起，有着共同的爱、信任和希望。

我曾听父亲讲过，1941年底日本进攻香港，飞机轰炸，炮火连天，母亲吓得不行，而只有3岁的姐姐，反而安慰她，说“妈妈，不要害怕”。

文革十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有些是刻骨铭心的，但是父亲在动荡和苦难中表现出的正直、容忍、无畏和乐观，也对我们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我虽然也参加了造反派，但心中始终信任父亲，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。文革期间，父亲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反动权威”，成为批斗对象，那时姐姐在唐山，我在北京，只有弟弟和妹妹在父母身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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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妹妹说，运动初期，父亲在文联大院被造反派揪斗，有一次被戴上高帽子，在文联大门口示众，当时只有8岁的妹妹也在场。当父亲的目光与她相交时，她看到父亲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对她露出一丝的笑意，父亲是害怕她受到惊吓。

有一阵子，武汉两派造反势力打派仗，武斗形势危急，各方都在准备柳条帽、钢钎、长矛，一场生死决战正在酝酿。弟弟当时站在一派的立场上。一天，父亲在他的枕头下，发现一张“誓死捍卫”的决心书，怕他要去参加武斗，于是，立刻给他买了机票，让他去杭州舅舅和上海表哥那边旅行，避免了他的一次冒险。

记得1966年夏天，有一天，我在学校接到妈妈的电报，说父亲被造反派带走，不让回家，她担心，怕有不测，要我回家一趟。我回到武汉家中，听说父亲被关在武汉话剧院。一天下午，我跑去找他，由于不知道关在哪儿，只能四处寻觅。不经意间，在一个院落走廊的拐角处，迎面撞上父亲，他出来打开水。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。因为那天下午，造反派都去开大会，没有人看管，院落很清静。他告诉我，造反派用手枪柄打了他的脸，打掉了一颗牙，但他不告诉我细节，只说“不要告诉妈妈”。

后来有人告诉我，那次父亲挨打是在湖北剧场召开的批斗大会上，有造反派问他，你是不是反对毛主席，反对社会主义。他大声回答，我没有反对毛主席，没有反对社会主义。造反派很恼火，让他低头，他不理睬，几个人上来，强按他的头往下压，他梗着脖子，不肯屈服，最后，竟在台上与他们扭打起来，自然吃到苦头。

此后不久，因为江青在批判作家方纪的文章《采访者》时，提到父亲的名字，说：“徐迟这个人很坏。”于是，由武汉戏校的造反派发难，把父亲带走，不知去向。武汉戏校早因把批判对象活活打死的事而闻名武汉三镇。接到母亲的电报，我赶紧回来。有一天，母亲因为精神受刺激，含着泪不停在街上来回走着，嘴中喃喃地说：“他不是反革命，他不反对毛主席。”现在想来都令我心碎，我把她劝回家，答应她一定打听消息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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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我到了当时分管运动的武汉警备区司令部，找到一位主管文艺界的解放军官员，是个女的，高高的个子，她接待了我。我说明自己是徐迟的儿子，她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幅名为“文艺界群丑图”的宣传画，然后指着其中一个坐在一架飞机上、挥着手到处旅行的人，问，是不是他。我一看，的确画得有几分像，旁边写着父亲的名字。我对那位官员说，革命群众批判他，我们不反对，但请你们出面，做做造反派的工作，务必确保父亲的人身安全。不久，有人来家，带来父亲亲笔写的一张条子，索要一些日常用品。看到熟悉的字迹，母亲才放下心来。

1970年，父母离开武汉，全家搬往在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，那里本来是一个劳改农场。刚去时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住的是用芦苇、麦秸和泥巴和在一起搭成的茅草棚，弟弟曾画过两幅小画，寄给在北京的我，一幅是那茅草棚，另一幅是父亲手执长长的鞭子在放牛。

1972年春节，我从囹圄中脱身，带着没有过门的媳妇回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的家中。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父母的面了，再次团聚，一切苦难都被抛到云天之外，有的只是兴奋、快乐。那间大概十来个平方的草棚，我们用塑料布隔成两间，一边是我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，另一边，我们称那是女生宿舍，睡着母亲、妹妹和我的未婚妻。下雨天，草棚漏雨，我们用塑料布撑在屋顶下、床顶上，其他地方摆上各种盆、桶等容器接水，晚上伴着叮咚、叮咚的音响人眠。有时，塑料布上积了水，形成了一个个凹陷，父亲常常带着我们，一人一支竹竿，众人合力，顶起塑料布，将积水朝着一个方向疏导，将支流汇入主流，然后飞流直下，流到地上的一个脸盆里。其间，笑声和欢呼不断。

在干校时，我们把妈妈称作“三军司令”，因为她养了鸡鸭，收留了一只猫和一条狗，还养了一只八哥鸟。有一天，八哥破笼而出，飞到树枝上，大家都一个劲儿呼唤它，希望它回到笼子里去，它无动于衷。爸爸见了，打趣地叫道：“回来呀，不要去做自由的人，回到牢笼里来吧！”大家大笑不已。

父亲那时，除了要参加劳动，还坚持读马列著作，他给我的信中也总是鼓励我们学习。他曾经说自己“文崇马克思，诗崇毛泽东”，在他后来发表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一文中，许多句子采用了马克思的文风。父亲在困难生活中，在动荡的岁月里，总是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，这给我们子女们极大的精神鼓励，使我们在磨难面前，也能勇敢、积极和乐观地面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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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这些情景，仿佛又与父亲生活了一回，我并不想评价所谓的代沟，也不知道人们应该怎样解决代沟的问题，我只是想留给自己一点安慰，寄托对他的思念。我庆幸自己有一个爱我们、在生活道路上指引我们，而不会产生所谓的代沟的这样一位父亲。

爸爸，妈妈，我们想念你们！

本文选自《记忆深处的文联大院》，宋致新主编，团结出版社，2021年5月。

来源：@私人史

排版：胡  娟

审核：刘曙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