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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 我的爷爷熊秉坤

祖父熊秉坤，字戴乾，原名祥元，又名忠炳。1884年12月22日（清光绪十年冬月初六日）出生于湖北武昌县修元乡熊家湾（今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建和村）的老宅子里。我曾祖是一个木排领水，家境尚可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祖父出生不久，其父亲就去世了，家里失去了顶梁柱，家道中落。因为实在拿不出钱来，祖父13岁时就不得不在外谋生，先后到商店当过学徒，到码头干过搬运。

         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，张之洞任湖广总督，做了许多开全国风气之先的大事：兴办学堂，操练士兵，创办近代工业，武汉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、工业和经济中心。西风东渐，各种思潮在武汉汇集，深深地影响着敢为天下先的荆楚儿女，许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，以寻找出路。正是这种风气的浸润，祖父投军从伍，在新思想的影响下，加入了革命党人孙武组织的共进会，并担任工程八营总代表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，1911年，祖父因为在辛亥首义中“打响第一枪”而蜚声中外，青史留名。

熊秉坤（1884—1969）

   尽管祖父在外名声很大，但我这个做长孙的，少不更事，并不知道自己的祖父大名。直到我11岁时，我才知道一些祖父的传奇革命经历。

   皖南事变时，祖父就抨击国民党最高当局：“枪口对外，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日，全成了假把戏，国难当头，置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真是当今的曹孟德，宁可他负天下人。”并对项英同志之死十分哀伤，赞誉项英同志为“热血男儿”，讴歌了共产党人的真抗战。

          20世纪50年代初，祖母刘珍对我讲：“你还没出世时，我们住在汉口，共产党就在我家开过会。”我姑奶奶熊延清及祖父早年警卫员纪华山在解放后也对我讲过：“你祖父乐善好施，周济穷人，还为遭枪杀的工人出过棺材钱……”

   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那是1961年春季的一天，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，学校组织到洪山公园春游，瞻仰施洋烈士墓，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在二七大罢工中牺牲的烈士们的故事。回到家里，我就眉飞色舞地将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姑奶奶熊延清听。姑奶奶是我祖父的四妹妹，因年轻时患眼疾，曾在武昌龙华寺短暂出家，终生未嫁，一直和祖父生活在一起，见证了当时家里发生的一些大事。

熊秉坤（前排右2）与辛亥老人在孙中山铜像前合影

姑奶奶告诉我：“二七大罢工时，有几个共党的大官在我家避难了好几天，还在我家开过会呢。”姑奶奶的话让我很惊讶，没想到这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竟然还与我家产生了联系，离我这么近。

直到阅读了张国焘的回忆录后，才知道祖父与党有一段风雨同舟的史实。1923年“二七”大罢工时，孙中山先生看到湖北督军萧耀南镇压罢工工人，特指派祖父到武汉策反萧耀南，几经周旋，虽未成功，但当时家住汉口原法租界长清里的张国焘，对祖父策反萧耀南的革命行动，作了真实的记载。尽管祖父的有些言论值得商榷，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二七”大罢工毕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。特别是党的最后一次紧急会议确在我家召开，掩护共产党人度过了黑暗的风雨之夜。现将张国焘有关记载摘录如后（见张国焘《我的回忆》第271至273页）：

　　“……急步向汉口进发，我心中百感交集，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，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……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谦。……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。

　　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，天已黑了，我们原约定在一间茶楼里会集……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，知道萧耀南已宣布戒严，断绝交通，搜捕罢工领袖，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，我们中多数人虽与熊并无一面之识，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。

　　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，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（应为班长）。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０三号，因为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。熊先生是革命元勋，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。这位豪侠的革命家，这时毫无畏惧牵连之色，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。

　　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，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。……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是来往不息，老在熊家外边巡逻。

　　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一个极大的争论……（注：指忍痛复工与继续坚持罢工），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，不能得出结论。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，有时他从旁说些火上加油的话，认为革命只有硬拼，无所谓暂时退却，宁可溃败，不可屈服，他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，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……”

从上引文可以看出，祖父对军阀、独裁者、野心家，都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，确是一位敢作敢为的革命者，在关键时刻总是和人民站在一起。

1949年5月17日，祖父在武昌大东门兴高采烈的欢迎子弟兵进城。祖国的解放，更焕发了祖父的革命青春，他不顾年老体弱，不要人民政府的照顾，投入了新生政权的社会治安工作，为促进社会稳定又作出了新的贡献。他还认真办理了李先念同志交办的救济辛亥老人的工作，拥护土改，带头认购公债，支援抗美援朝等等。而党和人民十分尊重祖父，从政治上、生活上对祖父备加关怀，在纪念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中，祖父担任了全国筹备委员会委员。

1961年，鹿钟麟、溥仪、熊秉坤三人在北京合影

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，祖父应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邀请担任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到北京开纪念大会。当时，湖北省政府还花280元钱为祖父定制了一件大衣，这件珍贵的大衣至今还珍藏在家里。

在这次会议上，祖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。应末代皇帝溥仪的请求，周总理还特意安排溥仪与我祖父见面。一位是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最后一位统治者，一位是武昌首义发难者，此时正冤家路宽，握手言欢，这一有趣的历史画面，一直以来被传为佳话。

祖父从北京开会回来后，带回了许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名人的合影照片。直到此时，我才知道祖父是如此了不起。

临危不乱 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

此后，我从家人的口中听到，从书上了解到更多关于祖父革命经历的许多细节。武昌起义前，祖父深知，革命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便来到家住武昌大成路清风巷他大妹妹家告别。说是近日他们将在武昌起事，若起义失败，就拜托她照顾好母亲及延清妹妹。当时他的大姐开了一个做皮革的手工作坊，家境较好。祖父便向大姑奶奶借了20块大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1911年10月9日，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租住的房子里制造炸药时，不慎爆炸，孙武受伤，起义计划泄露，起义名册落入清军之手。清军迅速封锁城门，展开抓捕，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三人被捕后，于次日凌晨英勇就义。

情况万分危急，当时，孙中山先生尚在国外，黄兴、宋教仁等还远在上海，在鄂革命党一下子处于群龙无首状态，幸存的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率先发动起义。10日晚，我祖父以工八营总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的身份果敢行动，挑起大梁，首先率部发难，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。随后，祖父振臂一呼，火线组成40人的敢死队攻破督署东辕门，光复武昌。在众多义士的英勇奋斗下，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。

1911年12月26日，孙中山先生从美国返回上海。29日，我祖父与17省代表齐聚南京，推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共同见证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，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。1912年1月，湖北军政府整编各部队，第五协编入第三镇，移驻云梦一带。3月，改协为旅，祖父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。

但是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。由于我祖父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和影响力，1912年10月，大总统袁世凯授予我祖父陆军少将衔。1913年1月授勋五位。

1913年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，开始大肆捕杀革命党人。3月20日，袁派人在上海阴谋刺杀了革命党的领袖、杰出政治家宋教仁先生，全国震惊。孙中山先生决心开始组织讨伐袁世凯的行动，史称“二次革命”。革命党人田桐从上海带着黄兴的手谕，来到武汉，密令我祖父、季雨霖、曾尚武在武汉立即组织讨袁行动，以打乱袁的反动部署。

为了分化革命党人，袁世凯开始收买人心。祖父成了袁世凯争取的对象，是年，祖父的母亲做寿，袁得知后，派人来家里送上厚重礼物，其中有两幅古画、一枚扳指。两幅古画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烧毁，扳指至今还保存在家里。当时我祖父正在云梦驻军，并不在家。祖父知道后，明白袁世凯的意图，坚决拒绝。袁世凯见收买不成，欲秘密拘捕我祖父。幸亏有人及时通风报信，在一个刘姓火车司机的帮助下，我祖父乔装成火车司机连夜秘密逃回武汉。

袁世凯恼羞成怒，悬赏5万大洋捉拿我祖父，当时悬赏通缉令已经贴满大街小巷，祖父只好躲藏在我三姑奶奶家里。我三姑奶奶的丈夫是一个鸦片鬼，没想到他为了得到赏钱，利令智昏，竟然要去告发自己的姐夫。幸亏被我三姑奶奶发现，祖父才及时逃脱。过了几天，我三姑奶奶的丈夫知道了我祖父新的藏身地点后，又要去官府告发，三姑奶奶又通知祖父成功逃走了。我三姑奶奶深感对不起自己的哥哥，吞金自杀。

祖父第二次逃脱后，先是躲藏在汉口租界里，后到江西李烈钧处继续从事反袁活动，失败后亡命日本。1914年，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，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。同年秋回到武汉，被孙中山委为讨袁鄂中司令。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，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。

1968年11月28日，我响应党的号召，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临走时，我向祖父道别，从未离过家的我，不免流下了感伤的泪水。祖父笑着安慰我：“男子汉哭个么事？在农村好好干，一样能干出成绩。”

几个月的农村生活，对于我来说非常漫长。大约到了1969年的元月份，终于等到过年，我回到家里，见到久违的家人，发现祖父住进了医院。我赶忙到医院去看望祖父。一见到我，祖父病好像一下子好了许多，马上在病床上立起身子，高兴地喊着：“我大孙子回来了！”

在和祖父的交谈中，我得知了祖父得病的经过。原来年事已高的爷爷仍然勤学不辍，晚上坐在椅子阅读书刊，因为患上感冒，一不小心，跌落在地，伤了头部，导致病情加重，几至神智不清。当时医院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，为了给祖父创造一个好的就医环境，家父就给张体学省长写了一封信，张省长将信件转到省人民医院，院方即腾出一间药品库房，作为我祖父的单独病房。

但是，祖父因精神恍惚，一直拒绝治疗，医生给他打针时，常常几个医务人员都扳不动他的手臂。看到这种情况，三月下旬，医院革委会将原内科主任袁盛瑞大夫调回医院给祖父治病。袁大夫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，医术非常高明，经过他治疗一周后，祖父的病情明显好转。

就在家人对祖父的病情好转而高兴之时，一星期后的一天早晨，却不见袁大夫来。没有了袁大夫的治疗，祖父的病情又开始恶化，5月31日晚上7点左右，祖父走完了自己85年的光辉人生。

祖父去世当晚，爸爸和好友王子和一起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去找张体学省长，在武汉军区门口碰到“抓革命促生产”负责人丁力。丁力人很热心，听说后迅速向张省长汇报，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，丁力转告了张省长的意见：说熊老生前周总理非常尊重和关心，需要向总理汇报，让我父亲耐心等待。当晚大约零点左右，张省长又派丁力来我家慰问，并转达了周总理的4点指示：一、安葬在武昌九峰革命烈士陵园；二、开追悼会；三、登报；四、慰问家属。

几天后，祖父的追悼会临时改为告别仪式，体现了国家对我祖父这位辛亥革命元勋的尊重，因此，家人都非常欣慰，衷心地感谢政府。祖父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。

1959年，前排左五为熊秉坤

祖父生逢乱世，审时度势，临危不乱，首义一枪，敲响了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的丧钟，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胆识和韬略。他怀抱“除去数千载之专制，俾我同胞得游泳于共和团体之中”的爱国理想，坚定追随孙中山先生，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表现出矢志不渝的民主斗士形象，为推翻帝制，创立民主共和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。

祖父在辛亥首义建立奇功，被孙中山先生称为“打响革命第一枪”的人。对于这一称号，不管是称赞，还是质疑，爷爷从来淡然面对。1946年10月10日《中央日报》头条刊登了一篇《熊秉坤先生不谈第一枪》的文章，是这样记述的：“熊先生却不愿重述他个人的这段光荣事迹，很谦虚地说，当时的革命同志都不怕拼命，不是仅仅哪一个人如此。”表现出对功名的淡漠。

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之后，和祖父一起战斗过的许多同志，或激流勇退，或消极沉沦，或为敌所用，走向革命的对立面。面对袁世凯的利诱，祖父不为所动，信仰坚定，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，同袁世凯展开不懈的斗争，坚决捍卫新生的民主政权。

祖父豪侠仗义，同情革命。1923年，二七大罢工处于低潮时，祖父不顾个人安危，为当时的中共领导提供避难场所，祖父因此成为中共的亲密朋友。

解放前夕，祖父与李书城、张难先一起通电反蒋，反对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愿，搞个人独裁，不顾人民渴望民主和平的愿望，挑起内战的行径，再一次走到维护民主的最前线。

祖父审时度势，择善而从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毅然参加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来，历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、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及参事室参事、湖北省政协常委、全国政协委员等职，为国家建设和祖国统一做了许多有益的事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祖父离开我们整整52年了。尽管没给家人留下什么财产，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、对民主的不懈追求、淡泊名利的品格，是留给我们后辈的宝贵精神财富。作为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，我们要秉承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辈“振兴中华”的夙愿，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敢为人先的精神，携起手来，同心协力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。

刘建林供图

来源：人文武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