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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生死，捍卫祖国！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何同沛的回忆

2024年1月22日，华中师范大学生命关怀服务队采访了何氏宗亲的何同沛，他是一位参与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。在从洪湖返回武汉的车中，窗外的街景飞速变换，车内的何同沛神情专注，时而思索，时而激动，细细诉说着自己的军旅生涯，一个个惊险的故事流淌在服务队成员的心间，为成员们带来了战士们“无论生死，捍卫祖国”的震撼教育。

何同沛，湖北洪湖人，于1977年从军，1978年参与对越自卫反击战。以下是他的口述。

何同沛

我当兵的第二年，那是在1978年的12月份，我的母亲很想我，我二姑就带着她到部队里走一趟。我所属的部队在河南禹州，那时修了一个现代化的靶场，我的母亲在那里玩了两天。

后来，我把她带到洛阳、郑州去转了一圈，晚上在洛阳转车的时候，我碰到我们的司务长蒋日华——现在也是烈士——他当时回去探亲，我们都不知道要打仗。他是广东韶关人，带了很多东西上不了车，刚好碰到我，就叫我不回营队去。那时我是个班长，也不敢不回去，他就说他是司务长，连长、指挥员是他老乡，他还说：“没事，我回来了，会跟他们解释的。”我们指导员的家属是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的职工，那天，我们是在他家里过的夜。

70年代的郑州二七纪念塔（来源：网络）

第二天，我回到营房，当时在大张村，我们有一间比较大的公房，炊事班做饭都是在那个地方。我快走到门口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寻常——两个士兵带着四支枪在站岗，屋里不知道在开什么会。

等到进去时，会议基本已经结束了，炊事班的一个副班长跟我讲：我们进入了一级战备。大家都很兴奋，但一级战备是什么意思呢？

前期的老兵跟我们说：我们要换防，要和南京军区的某军某团换位置。我们高兴得不得了——河南风沙大，条件不好，往南方走一点好。随后，我们接到命令，叫我们边施工边待命。

到了晚上，也不知是什么时间，连队的通讯员挨个班地通知，要我们紧急集合，不能发光，不能发声，打扫好卫生，让老百姓不知道我们走了。我们在十来分钟之内就很利索地全部集合。随后，路上来了一百多辆车，把我们一下子拖到了河南洛阳偃师县的营房。

老营房（来源：网络）

不等扎营就训练，我们每天都要冲山头。这时，我渐渐感觉到问题——有可能要打仗。士兵之间也会议论：我们原来是甲种师，那时改为乙种师（甲种师一个营五个连队，乙种师一个营三个连队）。正好是征兵的时候突然扩编，军部把我们127师的兵全部拦下来了。

在一次政治教育课上，指导员要求每个人都不准给家里写信，有特殊情况需要写信的，也不能说我们部队在干什么。年纪大一点的老兵听到这话就提出了疑问：是不是要打仗？跟谁打？

1978年的12月28日，我们全副武装，在营房前大概五六百米的车站，全部上了闷罐火车，每节车厢两个排，一齐被拉到了广西扶绥县。经过三天三夜，下火车时已是次年1月1日，我们在老百姓家里住下了。

我们在广西实际训练了43天，其间来了一场实弹演习——那都是真家伙，天上是炮弹在飞，地面是我们在冲，打的是真子弹。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叫临战训练，它的时间一般是45天。

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，我们营地来了几十辆蒙布的大车——当时还未上市的十堰产东风汽车——用一个晚上就把我们拉到了做好战斗准备的地方：宁明县司马镇大鹏村。

经过两天的战前准备，每个人的武器装备和作战任务都已确定：我们连队是128师的主攻连，负责占领冲击出发点、攻打540高地、抵御敌军攻击。我们右邻九连，左邻二营，他们配合我们打助攻。连队内，我所在的一排打助攻，二排打主攻，三排预备队，后勤、抢救伤员等等也都分工明确。

出发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加了个餐，五点半左右就把饭吃了。我们师的张政委和我们团的邓政委，带着立功授勋的奖牌，跟我们做宣传动员工作，他们用现学的河南话鼓励我们努力作战。

对越自卫反击战图片（来源：网络）

开拔的时间选得非常好，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，行军路上，一定要拉住前面人的衣服才能不掉队。我们在长满竹子和灌木的山间边开路边前进，一个晚上走了大约4公里，到达中越边境的48号点位，随后我们在密林里野炊，每人喝了一碗粥。

早晨六点半，我们准时占领了冲击出发点，向敌军发起冲击。我们的炮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敌方的火力，但地面部队仍然遭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。加之路面的地雷重重，连队的主攻排被地雷炸了之后基本丧失了战斗力：整个排有17人受伤，排长与配属分队的副指导员牺牲，班长重伤。我亲眼看到我的战友罗宾浩奄奄一息，我的排长没有生命体征……

对越自卫反击战图片（来源：网络）

我所在的助攻排，在主攻排下去后，顶了上去。而在战时提升为了副营长的，我们连的连长施永刚，和我一起带着预备队三排，继续完成占领540高地的任务。要到达540高地，我们先需经过一个村庄、再通过一条河，最后翻过一个黄土坡。

我们接手占领高地任务不久，就碰到了敌人的一个火力点。施永刚副营长的前方，遇到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杀出来的连队，对面火力点一梭子子弹打过来，他的警卫员一把将他按倒掩护，正准备观察情况时，对面机枪开火，警卫员的额头中了三发子弹，当场牺牲。

施永刚带领一班人冲了过去，这时该我们班上了，我从一个士兵手里拿过轻机枪——我原来当兵的时候学的就是轻机枪，打得非常准——说：“我来掩护，八班把火力点炸掉！”

不到十分钟，八班的一个战士成功用炸药包炸掉了火力点。当时死伤七个敌人，缴获一挺重机枪，三盒子弹。

火力点障碍消除之后，我们没时间休整，奋力往前冲。时间很短，距离很长，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到处都是枪声，我不知道是哪里在打炮，人跑累了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前进！再前进！

一直打到下午，能见度很低的时候，我们整个营对战松树山之敌、390高地之敌、黄土坡之敌、540高地之敌，打上去的时候没有遭遇抵抗，他们打不赢都撤跑了。我们消灭一部分、俘虏一部分、击溃一部分，最后于当天晚上结束战斗。

当晚大概凌晨两三点，我们突然接到任务，要我们接收383团渡海先锋营一连的高地。

为什么要接收高地呢？

当时渡海先锋营的一连攻占390高地，从早上打到晚上，直到九点多钟才结束。那个连队只剩下二十几个人，九个干部，唯有连长负伤没有牺牲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检查他们消灭了多少敌人，清点出八十八具敌尸。

经过三到四天，我们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占领高地的任务，撤回大本营休整。

休整三天后，我们继续出动。这次要攻打的目标地名叫公母山，它的海拔是1100米，有敌方的一个防空团驻守。此次战役由团特务连的一个侦察排探路，八连主攻。我们连队转为预备连，任务比较轻。

两座丘陵之间的开阔地是前往公母山的必经之路，先行连队在此突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。因为两边全部是平地，无处躲避，敌方七挺重机枪密集的火力，将我们的部队全部射倒在开阔地后方的沟里。

我所在的七连此时还没有进入那片开阔地，我们接到了进攻命令。

我们的炮连一时来不及寻找合适的地形铺设迫击炮的座板，于是改用人扛着发射。我们在炮火掩护下，互相配合，包围并消灭掉了敌人。战后清点出三十几具敌尸，缴获了七挺重机枪。这次反伏击打得比较成功，我们的炮兵起到了关键作用，最后被中央军委授予“神炮连”的称号。

对越自卫反击战图片（来源：网络）

伏击战结束后，我们当晚准备收营，第二天再继续完成占领公母山的任务。可是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，就是看不到人。那座山又高，我们有一个连队一半的人朝山下走散了，另一半人瞎走还走对了。

当时一个连队只有一份地图，但是我们谁都没学过识图，拿到地图也不会认，所以一下子走岔了，在山里摸了一整个晚上才把部队找到。当时电台是静默的，不能开，完全靠手势、旗语，或者通信兵直接跑去其他连队告知信息。

还是在晚上，连队跑去摸舌头（打仗前抓敌方的人，审问刺探情报），八连的两个通信兵，被敌人设置的标点机枪打中牺牲。我们继续派侦察兵，终于抓了个舌头。

经审问，捉到的那个越南兵只服役了六个月，其上级是个营长，近期开会未归。后来我们打下公母山的时候发现敌人早跑了。无巧不成书，正好他们有一支部队从我们的山脚下经过，就被我们“包了饺子”，全部歼灭。

第二天拂晓，我们占领了整个阵地，攻占公母山的任务完成了。

接下来，我们连要前往七星河，保障部队打下谅山。

我们就又出发了，沿途我们在战场上碰到的都只是小股骚扰，战斗并不艰难，但是军队的运输跟不上行军的速度，我们面临着断粮危机。我们连队还是过得好的，只饿了一天半。但是九连，他们断了将近七天的粮。在阵地，虽然河里有水，但你不敢去喝，也不敢洗，怕敌人投毒。越南还有很多甘蔗地，有人说砍甘蔗来解渴，也怕有毒不能吃。最后只能把牛打死了，用刺刀剖开，拿备战锅就着浑浊的雨水，不加佐料地煮。吃这种食物，拉肚子脱水死了两个战士，九连就这样整整待了7天。

对越自卫反击战图片（来源：网络）

我们连队的伤员都送不下山。我的班长叫李准纯，他在排雷的过程中，两条腿像豆腐一般被炸开，我们驻扎在很高的山上，没有车子，也没有飞机，不能将他送下山治疗，最后延误了手术只能截肢。还有一个副班长，也是同一颗地雷，也失去了一条腿。

谅山打了九个小时，才被我们拿下来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被派了个新任务，要我们掩护我师侦察科去炸桥。炸桥意味着我们要撤退了，怕敌人追。我带了一个排，加上配备重型枪的一个班，还有一个炮班，乘了两辆车，去炸毁沿路的桥梁。整个过程较为安全，我们完成任务后，迅速地撤了回来。

对越自卫反击战图片（来源：网络）

我一下车就碰到了我的一个战友，他是我老乡，还会开车。

我问：“有没有吃的？”

他说：“有啊。”

他车上全部是肉罐头、鸭罐头、菜罐头，粮食多得很。

我跟我手下的战士们说：“吃饭吧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只要不浪费……”

在越南清冷的月光下，就着肉罐头，我跟老乡战友在车上说了一整夜的话。

第二天接到新的任务：掩护128师383团从爱店过来会合。爱店方向两边是山，中间是一个大鱼鳞沟。我们是由九个步兵班组成的一个排，归团指挥所指挥，连、营都指挥不了我们。

我们在边防检查站的一个五层楼的哨所埋伏。那里面有暗道，每一个暗道拐弯处可以隐藏一个连的人。

有个副营长带着我们进入暗道，我就请示他：“我们把观察员、值班的放在上面，其他人都下去隐蔽。”

他不肯，他说：“没有团的同意都不行。”

我说：“你平常学的战术到哪里去了？敌人打炮，我们除了观察员要坚守岗位，其他的人应该是在隐蔽啊。”

他还是不同意，我就不理他，直接安排好值班的同志，命令其余战士撤退至暗道。

对越自卫反击战图片（来源：网络）

这时七班机枪班的班长跑来问我：“排长，我们撤到哪个地方？”

我说：“你这个房子一转过去就有一扇门，下去第二层里面有拐弯的地方，就是坑道，躲进去就可以了。”

我这话刚一说完，他便跑去扳，刚一扳门，一发炮弹就落到他原先站的位置。

现在想想，我当初要不坚持，连队的战士都要没有了——120榴弹炮威力很大的，杀伤半径是15米。

又一炮打过来，把我四班的班长——1974年的兵，主动报名参战，从总参测绘大队补充过来的——裤子打烂了，皮肉出了血。

他在那喊叫：“排长啊排长啊，我受伤了！”

我说：“你受伤又没有死，怕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你看这么大伤口。”

我说：“留着做纪念吧。”

刚说完回头，一个炮弹落在我前面不到2米的位置，真是命大，是个哑炮，没有爆炸。敌人的炮逮着我们打，真打得我们没有办法，我躲炮弹滚了好几趟，滚都滚不动了。

这次交战从晚上九点钟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钟，我们所幸大难不死。

我们一直在边防检查站待到没有粮食，但联系不上连队的人，我寻思着怎么回事呢？ 我就叫通信兵到连队里去，领点干粮过来，拿不下就叫他们送过来。结果跑过去一看，一个人影儿都没得了。

成都军区50军换了防，我们一个也不认识，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通知我们。

也不怪他们，我们属团指挥所指挥的，团指挥所通知我们撤。结果这里全部是别的部队了，我们跟他们部队没关系了，我们还在这干吗呢？别人把我们阵地都接管了。

最后，我说：“撤！”

撤退时，我们一天一夜没吃饭。383团在那个晚上的一点多钟，也很顺利的撤回去了。

当时有一个副师长，我们路过时，他问：“你们是哪支部队的？”

我说：“师长啊，你还认不认识我？”

他原来是我们128师的教导员，后来成了384团的副团长，后来当团长，最后在师里当上了副师长。

他认出了我，并表扬道：“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，我们的部队都撤回来了。”

天亮了，我们都还没吃饭，刚好路上丢了很多压缩饼干，整箱整箱的。

我说：“先拿了，咱们吃。”

刚吃上，越南的炮弹又打来了，我们就拼命地跑，全副武装地跑了六公里，翻越了一个山头。在那里，我们做了休整，大家都去河里打了壶水，打算吃好了再走。

刚刚把饼干吃完，一辆车子迎面而来，把我们接上车，我们就安全撤回军区，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故事就此结束。

悼念烈士的花环（来源：网络）

在峙浪公社有两座山，一边埋的是我们128师的烈士，另一边埋的是127师的烈士。还有64位民工埋在两个山头的下边，都是当地的老百姓。总参政治部派了人来跟烈士告别，开了一个追悼会，我们的政委讲得直落泪。我跟另外一个战士，一人端一支冲锋枪，各站一边。

何同沛  口述

华中师范大学生命关怀服务队  整理

文字：王若濛

摄影：邹用科

编辑：胡  娟

审核：刘曙甲